第255章 皇权不出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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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基层的权力却落到一戳宗族的手中，不用想，他们为了自己宗族的利益会做出一些什么勾当来，人都天性而已。

        古代中国的历代王朝更替和治乱循环堪称世界之最，其中既有皇权统治集团内部的“宫廷隐患”（如王位之争、母后擅权、宰相擅权、武将擅权、宦官擅权等），又有中央与地方之间的“权力博弈”（如诸侯争霸、藩镇割据等），还有异族大举入侵中原之地的“边关隐患”，但最常见、最普遍、最持久、最顽固、最严重的是周期性爆发的农民大规模起义。总计大数百次的起义，都是农民的反抗运动，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规模之大，是世界历史上所仅见的”。

        那么，究竟是何原因导致了中国历代王朝兴衰更替和治乱循环如此频繁发生呢？关于这一问题的解释，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众所纷纭，莫衷一是。

        传统中国社会的“官场**”是一种整体性和结构性的制度痼疾。但在中国历史上扮演“大盗者”是皇帝一人，还是臣下多人，抑或是县衙的胥吏、差役和乡官系统一群人呢？我认为，  传统中国的“县政”是一种变态的“尾大不掉”问题，就像“历史幽灵”一样缠绕着皇权**集权制度不放，一直伴随它走向灭亡为止。

        因为传统中华帝国大一统的皇权**集权体制造就了世界上最庞大的一支官僚集团队伍，高耸在塔尖上的是自称孤家寡人的皇帝，中上层是成千上万的一品至九品的国家正式官员，处在塔底的是数十万计乃至上百万计的胥吏、衙役和“乡官”系统。在这种自上而下的“金字塔”式权力结构中，存在漏洞最多、隐患最大、隐蔽性最强、盘剥老百姓最直接、造成社会危害最严重的莫过于“县政”之弊。

        正如明隆庆年间的著名清官海瑞所，我凭借一己之力“日与群较量是非”仍感到“窝蜂难犯”，“事与心背，奈之何，奈之何！百凡经理，垂成中止，可惜，可恨！”这种社会政治现象曾经被宋代大诗人苏洵、苏轼、苏辙父子三人形象地把比喻为“君子斗不过人”。(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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