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4，子弹改变中国（番外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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遮挡德军的机枪子弹。德军更加惊慌失措，向台东镇东堡垒方向退去。这时，工兵赶紧上前将电话线、地雷线、探照灯线等全部割断。

        11月7日凌晨1时20分，日军突击队兵分两路迂回到堡垒的后方，来到巨大隐蔽部的大门前不足30米处时，发现外面只有一名德军的监视哨兵在值勤，那名德军士兵被眼前突如其来的情况惊呆了，竟忘了鸣哨报警，日军见状迅速地冲了上去。随后，日军包围了掩蔽部。这时，日军士兵已经来到掩蔽部大门外的楼梯口向掩蔽部内的德军喊话劝降。沉默片刻后，德军的指挥官决定放下武器。

        很快，日军的太阳旗首次插上了德军的前沿堡垒。

        中央堡垒沦陷以后，德军大感不妙，遂集中全部炮火轰击中央堡垒，组织军队反攻，企图夺回堡垒，但未能成功。日军乘势从前后两面夹击各堡垒，先后攻陷湛山、台东镇等堡垒。伊尔底斯兵营诸炮台随后也相继失守。

        11月7日早6时，俾斯麦南炮台失陷。6时30分，俾斯麦北炮台亦告失守。至此，德军最后一道防线全线崩溃。7时，德军在观象山悬挂白旗投降。此役，德军战死150人，被俘4000余人，日军死亡1000余人。德军在投降前夕，将炮台火炮自行炸毁，军舰、浮船坞自沉海中。

        1914年11月7日下午4时，青岛德军正式向日军投降，德军在青岛的总兵力为10735人，日本调集兵力5万余人，内有英军1682人。日军除从海上攻击外，又先后于龙口、崂山湾登陆，迂回背击青岛。经两个多月的陆海激战，德军终于投降。日军于11日上午10时入城；14日，发表占领青岛宣言；16日，举行入城仪式；27日，日本天皇发布命令，在青岛设守备军司令部，任命神尾中将为青岛守备军司令官。

        青岛又沦为日本殖民地，日本人取代了德国人，中国北洋政府的希望又一次完全落空。这种结果比青岛留在德国人手里还要糟糕。日德交战中，中国人民遭受极大损失。日军不仅占领青岛市，还侵占莱州、平度、即墨、胶州、潍县、张店、济南，劫取了胶济铁路全线。，驻守青岛的德军就投降了，日本人浩浩荡荡开进，迅速接管了德国整个租借地，包括青岛，以及青岛至济南的铁路。

        日军的行动引起中方高度恐慌，也给中方出了一个难题。中方既然已默认日军对德军的进攻，并让出了一条通道，那么现在还有什么办法能遏制日军在山东的行动呢？中方自甲午战争以来原本就对日本在亚洲的扩张政策心存疑虑，日本此时趁着欧战在中国大举用兵，不能不让中国人浮想联翩。这是明摆着要占领整个山东啊！！

        12月29日，外交次长曹汝霖与日使日置益举行会谈，中方宣布取消中立战区，并让驻日公使陆宗舆正式通知日本外务省。日本不愿接受中国政府的宣布，要求中方应与日方妥善协商后方能取消。英国公使也向中方施压，劝告中方应谨慎从事。

        1915年1月7日，中国照会英日两国，宣布取消山东特别行军区域，恢复原状，要求在中立区的日军必须尽快撤走。日本接到要求后并不接受，日本认为，中方宣布取消山东特别行军区域为未当，日军的行动不会受中方这个宣布的影响与约束。

        中方对日本的预感是准确的，日本确实不是简单地帮助英国赶走德国。英日盟约只是日军行动的一个理由，日本决心利用这个机会，利用列强忙于欧战而无法东顾，实现其亚洲目标。

        早在日军攻陷青岛后第三天(1914年11月10日)，日本内阁会议议决对华交涉案，也就是后来所说的“二十一条”。为了让处于第一线的外交官充分理解政府的意图，日本在军事行动进行时，命驻华公使日置益返国，面授机宜，并与政界元老反复推演交涉可能遇到的问题。在经过充分准备并报经天皇裁定后，日置益携带这份经过精心准备的“对华交涉纲要”即“二十一条”悄然回到北京，寻找一个合适时间向中国政府正式提出。

        日置益以刚从东京返回为理由，请求外交部安排时间面见大总统袁世凯。经磋商，时间定在1915年1月18日。是日午后三时，袁世凯与日置益会面。寒暄后，日置益将精心准备的“二十一条”说帖面递袁世凯。日置益不忘追加一句：

        日本政府对大总统表示诚意，愿将多年悬案和衷解决，以进达亲善目的。此奉政府训令，面递条款，愿大总统赐以接受，迅速商议解决，并守秘密。实为两国之幸。

        “二十一条”后来一直被理解为日本“灭亡中国”计划书，由于日本刻意强调以秘密方式进行，更增加了中国人对日本要求的担忧。“二十一条”分为五项，第一项共四条，要求中国承认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益，并有扩大。德国在山东的权益，是1898年以来中国让渡给德国的，现在日本通过战争控制了山东，事实上已接收了德国的权益。日本要求中国确认，在事实上承认了中国对山东的主权。这个要求，类似于经济学上所说“确权”。

        “二十一条”第二项共七条，要求中国承认日本在南满、内蒙古东部享有居住、经营工商业、筑路、开矿等一切权利，将旅顺、大连和南满、安奉铁路租借期延长至九十九年。这一项显然超过了日本此次在山东对德国的军事行动，不管日本用什么理由，都让中方觉得别扭，觉得日本有乘人之危的意思。

        第三项共两条，要求中方将汉冶萍公司改为中日合办，附近的矿山不经公司同意，不准他人开采。这是一个具体的中日合资项目，同意与否，无关大局。

        第四项一条，要求中方不得将沿海各港湾、岛屿租借或割让给其他国家。

        在中方看来最严重的是第五项，共七条，日方要求中方必须聘用日本人为政治、财政、军事顾问，中国的警察、兵工厂必须中日合办。日本享有南昌至武汉、杭州、潮州间铁路修筑权。日本在福建拥有开矿、筑路、建海港、船厂等特权。第五项，被中方视为对国家主权的严重侵犯。正如一些外交官所说，假如中国如所要求的那样聘用日本人，那么中国何在，与亡国何异?

        日本在对德行动之初曾承诺将青岛寻机移交中国。假如日本此时兑现承诺，即便日本不向中国提出什么条件，中国也一定会心存感激，尽量让日本分享中国的市场、资源。

        然而，日本在欧战爆发后太过膨胀了，迫切期望利用这个时机垄断亚洲。日本的行动，触犯了列强的利益，但中国最初又忽略了这一点，没有及时将日本的要求向列强透漏。

        日置益当面叮嘱袁世凯谨守秘密，且就袁世凯接受这些要求的好处作出一个口头暗示。这个暗示，击中了袁世凯的软肋。日置益先谈了中国革命党人与许多在野日本人关系非常密切，日本政府“无法制止这些人在中国兴风作浪，除非中国政府确实能提出某种友好的证明”。日置益还说，大多数日本人对袁大总统的印象并不好，他们认为大总统是坚决反日的，中国更愿意与欧美国家亲近而与邻国日本为敌。“如果大总统现在接受这些条件，日本人民就会相信大总统对日本是友好的，而日本政府那时也将有可能向大总统提供援助。”

        自从宋教仁被刺死亡以来，袁世凯确实受到革命党人的极大困扰，秩序失范，政治混乱，中央政府层面几乎陷入了无政府状态，袁世凯说了算的政府与各个阶层精英组成的议会几乎在所有重大问题上都很难取得一致。中国没有在一战爆发后迅速介入，没有加入战团，不是中国不想，而是中国不能，政治的纷争让一切重大决策无限期后延。

        日置益的说辞引起了袁世凯的思考。在这次谈话中，袁世凯沉默不语地坐着。在袁世凯看来，“二十一条”无疑是一个重大打击，这个打击使他惊呆了。据说，袁世凯只说了这么一句话：“今夜我不能对你作任何答复。”

        送走了日置益，袁世凯迅即召集外交部总次长、总统府秘书长等会议，预定交涉步骤。在随后的日子里，中日两国外交官进行了二十多轮谈判。国际社会，特别是美国也对日本施加了一定压力，美国不希望日本趁着欧战无限度扩大在中国的影响力。至于国内民众，也在这次交涉中被政府动员起来了，各地反对“二十一条”的呼声日渐高涨。这是近代以来中国民众第一次介入外交冲突。

        面对中国政府的不妥协，面对民众民族主义情绪高涨，面对国际社会压力，日本一方面作些让步，放弃对中国最不利的“第五号要求”，另一方面不顾中国民族主义情绪，于1915年5月7日悍然向中国政府发出最后通牒，限5月9日下午六点前答复，否则将执行必要之手段。

        与口头威胁相配合，日本军舰在渤海一带游弋，在山东等地的日军开始增兵，日侨纷纷撤走。给人的感觉，中日战争一触即发。

        对于中日之间可能爆发的军事冲突，与两国关系均非泛泛的英美两国高度关注。美国公使芮恩施竭力劝告中国应尽量避免与日本发生正面冲突。英国公使朱尔典也是这个态度，劝说袁世凯政府接受日本条件，毕竟第五号已经删除。“目前只能暂时忍辱，只要力图自强，埋头苦干，十年以后，即可与日本一较高下。”否则，中日冲突一旦发生，欧美诸国现在无暇无力东顾，吃大亏的还是中国。

        英美的劝说深刻影响了中国的决策。5月8日，袁世凯召集各部部长，以为英美等国无力帮助，而中国自身国力未充，难以兵戎相见，只得接受“二十一条”第一至四号部分要求。

        消息传出，舆论哗然。各地抗议运动此伏彼起，为挽回民心，袁世凯果断立了牌坊，大总统下令将接受“二十一条”那一天作为“国耻纪念日”。

        中国被迫接受日本的要挟，确实够耻辱的。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让中国在甲午战争二十年后，在中国转身，甚至改变国体后再次受制于日本呢？当时各界人士最普遍的观点：中国不够强大，因此中国应该以此为戒，埋头苦干，壮大自己，卧薪尝胆，十年复仇。

        并不是所有中国人都这样认为，就在中日交涉最艰难的时候，一直关注中国政治发展的年轻政治家杨度，1915年3月提出了一套全新的思路。他在此时撰写的《君宪救国论》，深刻分析此次中日交涉历史背景，以为中国此次无力与日本对抗，主要的不是中国实力上不如人，而是中国在政治发展道路上陷入了民主主义、共和政治的误区。

        按照杨度的分析，国家的根本目的，就是建设一个让人尊敬的强大国家。而立宪，就是国家实现富强的基本手段。盖立宪者，国家有一定之法制，自元首以及国人，皆不能为法律以外之行动，人事有变而法制不变;贤者不能逾越法律而为善，不肖者亦不能逾法律而为恶。国家有此一定之法制以为之主体，则政治永远有善政而无恶政，病民者日见其少，利民者日见其多，国中一切事业，皆得自然发达，逐年递进，循此以至于无穷，欲国之不富不强，乌可得乎?

        在杨度看来，立宪、法制，而不是共和，才是一个国家强大的制度基础。要想实现立宪，君主，而不是民主，才是关键。一个不可争夺的大位，一个拥有绝对权力的权威主义者，才能给国家带来真正的进步，而不是名义的、名词的进步。

        杨度名言：“非立宪不足以救国家，非君主不足以成立宪。立宪则有一定法制，君主则有一定之元首，皆所谓定于一也。救亡之策，富强之本，皆在此矣。”

        杨度的《君宪救国论》完成后，并没有公开发表，而是通过总统府内史夏寿田报给了袁世凯。假如这篇文章当即公开发表一定会引起极大争议，那么袁世凯或许会有所犹豫。而由于是“内参”，袁世凯阅读后大加赞扬，以为杨度的方案“灼见时弊”。帝制土地上长出的果子天生就有这土地的基因，称帝之心，人皆有之，没有的是因为没在那个位子上。

        国家改制无疑是一件重大的事情，袁世凯欣赏杨度的说法，但并没有听风就是雨，轻率采纳杨度的建议。袁世凯一方面听任各方面自由研讨，另一方面郑重其事委托美日宪法专家古德诺、有贺长雄进行研究。

        就其理论而言，民国成立以来在政治上的困境，当然与国体变更密切相关，但是中国既然踏上了共和的路，是否必须废除共和，重建君宪?以后世眼光看当然不必，但在袁世凯等人看来，要想克服日本带来的危机，舍此别无办法。

        基于这样的想法，袁世凯帝制自为的步伐被各方面自觉不自觉地推动，但当进入实施阶段，梁启超、蔡锷等人登高一呼，洪宪王朝未及开国而垮台。紧接着，“新青年”登场，新文化开锣，至一战结束，巴黎和会外交失败，中国政治再转向，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至此，各种制度算是在中国凑齐了。

        联邦制，邦联制，军人独裁制，封建帝制，君主立宪制，民主制，共和制，议会制，乡党元老制，宗教集权制……

        华夏大地上的“万国博览会”，除了汽车，军火，还有制度。

        经过日德战争，日本取代德国成为青岛的殖民统治者。最终，青岛主权和山东问题成为1919年五四运动的导火索，经过斗争和外交谈判，1922年中国收回青岛主权。然而，日军却驻扎在了山东，不久之后，1928年济南事变，老蒋军事统一全国的步伐到此终止。

        济南惨案之后，蒋光头总司令决定暂缓北伐，这标志着蒋放弃了亲自领兵打入北京的计划，也意味着蒋决定暂时延缓对北方的控制，而集中全力于巩固在南方的统治。这一教科书中一笔带过的事件实际对以后中国历史发展的影响极大。

        毫无疑问，中国的统一不利于日本，也不利于其他世界强国，中国分裂状态最好。随后，中原大战，九一八事变，毛蒋内战……这背后少不了各个强国的身影。最终，一切神剧的源头诞生了……8年，大神们虐了日本人八年，可谁都清楚，明明是某大国被小国虐了八年。这八年造就了当今的东亚格局。

        再回到第一次枪响的地方，萨拉热窝的枪声，开枪打死斐迪南皇太子的是一位名叫加费格里?普林西波的塞尔维亚青年，当时他只有19岁，还是个中学生。普林西波其实并不机警，完全是一系列偶然因素使他成为刺杀斐迪南的塞尔维亚民族英雄。一个毫不起眼的小人物改变了大人物们精心规划好的历史进程。虽然斐迪南遇刺仅仅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索，而战争的准备可能早已在进行，但是不能不说这个事件产生了所谓的“蝴蝶效应”。

        萨拉热窝与中国远隔千山万水，然而这一枪及其深刻影响了中国历史进程。让中国历史方向巨变，深刻影响了后世，直至现在，历史的进程往往充满了偶然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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